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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首次!西安碑林举办明清石刻线画专题展

“为民请愿,宁敢畏难”反映黄河治理的《黄河图说》;寓意“清廉勤俭,不忘初心”的《瑞莲诗图》;高洁虚怀、清雅坚贞的《梅兰竹菊图》……近日,西安碑林博物馆主办的“刻图化民——明清石刻线画中的信仰世界”原创展览启幕,精选我国明清时期的石刻线画拓片65件(组),为人们系统呈现了明清时期陕西地区的官宦、文人和百姓的信仰世界,帮助人们了解当今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,真实体验明清时期陕西文明的文化内涵。据悉,此次展览是全国首次举办的明清石刻线画专题展,大部分展品为第一次公开展出——

通过图像来读史

65件(组)里60%展品为第一次展出

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众多石刻收藏品中,石刻线画独具特色,在艺术学、图像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和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均具有极高价值。然而,长期以来这批石刻线画没有被公众所熟知。“虽然秦、汉、隋、唐的陕西重要而繁华,遗存也非常丰厚,实际上对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是有限的。而明清两代的信仰观念和政治思想对当今社会却产生着深刻影响,这部分内容很多都隐藏在西安碑林所藏石刻的背面石刻线画当中。”策展人、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兵介绍,明清两代是石刻线画发展历程中的变革时期,体现出将正统思想中儒、道、释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的鲜明特征,出现了刻图画、宗教画、寓意画和风俗画等多种类型。明代的石刻线画在延续宋代济世刻图传统的基础上,兴起了借用图像传播思想、教化民众的寓意画、名人圣像等新类型。清代又塑造出多种神道鬼怪、降魔捉妖、祈福延寿的人物形象,借景抒怀的独幅山水画、花鸟画盛隆一时,表现出民间信仰的多样性。百姓通过刻画这些形象,传播祈愿美好生活、除灾兴邦、阖家欢乐的朴素信仰观念。

“这个展览不是讲艺术,而是通过图像来读史。因为在这些石刻线画背后,是国家以刻图的方式将治理思想融入百姓生活,以实现‘刻图化民’的目的。我们把相同类型的形象放在一起,在同一类里面又按时代顺序排列。通过时间流变,可以让观众了解这些图像生成的轨迹。比如,孔子的形象在不同时代是怎么演变的?关帝的形象是怎么演变的?在这样的策展理念下,我把展品分为了四种类型:第一单元‘济世安邦’,是刻图类;第二单元 ‘人神共福’,是宗教类;第三单元‘崇德敬礼’,是寓意类;第四单元‘福寿康宁’,是风俗类。同时又提炼出了多个专题贯穿于展览之中,如孔子专题、观音专题、达摩专题、仕宦专题、梅兰竹菊专题、关帝专题等。”杨兵介绍,这65件(组)里面60%的展品是第一次展出。其中有30件拓片的原碑石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碑林展线上,但一般观众到碑林很少关注到它们,甚至根本就没发现。因为这些石刻线画很少是单独刻碑,而是依附于某一个碑的碑阴或者碑侧。还有些原碑石是在库房里,为此他们做了一个“寻宝图”,通过这个互动项目,观众可以根据它找到这些拓片的原碑位置,以观碑石原貌。杨兵认为,通过明清石刻线画的展示,能把曾经不被公众所关注的明清时期的陕西文明以多维度、形象化的方式呈现给公众,推动人们全方位对陕西文明的认知,更深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无限魅力。

“为民请愿,宁敢畏难”

《黄河图说》:杰出的黄河治理专题刻图

黄河文明与秦岭文化自古至今是陕西文明的重要部分。人类在与自然共处中,与各种自然灾害抗争,并对超常自然现象进行了观察记录。将这些抗争和超常自然现象以刻图的方式刻于碑石之上,始于北宋时期,至明、清两代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传统。通过这种方式,人们表达灾害灭除、黔首康定、利泽长久的济世安邦思想。

黄河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,其在陕西境内绵延719公里,流域面积占陕西总面积65%,黄河孕育了陕西文明,黄河文明代表着陕西文明。明清两代,黄河中下游水患不断,陕西地方官员勤政治世、赴水患之地为解百姓之忧,常常带领百姓治理黄河水患,以保一方平安。此次展览中,有三幅石刻线画作品都表现了这一主题。 第一单元“济世安康”区域,展出第一幅石刻线画图就是《黄河图说》,该图全面反映了明代中期黄河分流时期的运河和黄河情形,系统总结了明代治理黄河和运河的方略,对研究明代中前期的黄河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《黄河图说》明嘉靖十四年(1535)由刘天和撰并书,反映了黄河在河北、河南、安徽等地五次入运河给当地百姓生活所造成的灾害,记录了自己曾任陕西巡抚,用四个月时间带领役夫14万多人完成疏通黄河工程的情况。《黄河图说》左上角为《古今治河要略》,整理记录了《禹贡》中关于黄河的部分内容,以及贾让、欧阳修、任伯雨、欧阳玄、余阕、宋濂等人的治河策略和言论。右上角为《国朝黄河凡五入运》,记录黄河五次改道入运河及治理的情况。图中所标注的地点、山峦、州府、河堤等与史料记载相合。图左下角刻《治河意见》,是刘天和本人对治理黄河的看法,他总结出黄河频繁泛滥、改道的原因,颇有见地。 同时,刘天和在《治河意见》中记录了其身体力行,亲自勘测,在风吹日晒的恶劣环境中脚踏泥淖,考察各地水闸情况,广泛征询治河意见,多次反思前人对水患的说法,总结出黄河不断变道的六个原因。嘉靖十五年(1536)刘天和回陕改任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时,才使图刻石置于西安碑林。此外,此次展出的明嘉靖十四年(1535)的《黄河残图》,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4)《黄河三界图》,都真实记录了黄河改道和受灾情况。

秦岭素有华夏文明龙脊美誉,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,太白山为其主峰,海拔3771.2米;华山位于秦岭北麓,海拔2795米;太白山、华山自古就被作为雨神崇拜。太白山祈雨最早记录是唐德宗贞元十二年(796),华山则是在东汉桓帝延熹四年(161)。历代人们登太白山、华山祈雨所表现出的精神信仰是秦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此次展出的清康熙三十九年(1700)绘刻的《太白全图》和《太华全图》记录的正是康熙三十八年、三十九年陕西大旱,时任三秦观察使的贾鉝两次登华山,一次攀太白山祈雨的过程。贾鉝第一次登华山祈雨于康熙三十八年(1699)三月二十日“母难之辰”登临南峰,祈雨未果;第二次于三十九年五月登华山祈雨,并三宿山巅,仍未果;第三次于三十九年夏天攀太白山祈雨。太白山险峻十倍于华山,从未有人攀至山巅,川陕总制席尔达劝其不可登太白山,贾鉝豪言道“为民请愿,宁敢畏难”。 贾鉝经过艰难险阻,终至山巅,获大雨倾盆,诚心所致。

在这些刻图中,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,从黄河到秦岭,明清时期的陕西地方官员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,更多体现的是执政为民的思想,反映的是陕西文明核心的价值观念。

秦藩治理与地方儒学

《瑞莲诗图》:寓意“清廉勤俭,不忘初心”此次展览中极具价值的展品《瑞莲诗图》,是明弘治七年永寿王朱诚淋为他的哥哥第七代秦王朱诚泳刻绘,反映了明代秦藩当中的宗族交往和信仰观念。

明代实行藩王而治,清代则以衙署作为地方管理的主体,由此所形成的仕宦阶层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独立且重要的支撑。他们在处理“为官之道”与“治国之策”的关系中,常常以儒家思想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准则,并将此观念隐喻于图画之中,以达到广泛传播独立人格的心理诉求,从而形成了带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儒学思想。

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,将其26个儿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,二儿子朱樉分封到陕西任秦王,朱樉第五子朱尚灴封为永寿王,其后代分别世袭王位。朱诚淋为何要刻《瑞莲诗图》?这和朱诚泳又有什么联系?据考证,这里面有一个故事。在秦王府的东门——体仁门外曾举行过两次赏莲之会:一次是藩王宗族和全城文人雅士公开赏莲,在赏莲会上,大家都在用荷花来夸赞朱诚泳的贤德;第二次是在弘治五年,这次是身边亲近官员的私会。《瑞莲诗图》上半部分跋文里说的是集合宗藩及文人雅士共同赏莲,所以可以肯定说的就是第一次的公开赏莲之会。为何大家都在赏莲之会上夸赞朱诚泳?因为朱诚泳执政为民非常勤俭,而且有很好政绩。比如他在西大街正学街建“正学书院”,让宗藩家族子弟、王府保卫人员的子弟都可以读书上学。他还修水渠扶持农业,留下了很好口碑。而朱诚淋生活奢靡,在西大街永寿王府建了一座九层楼阁。建好之后,朱诚泳给他题写匾额挂上,还写诗记录此事。朱诚泳写的这首诗叫《处善楼为永寿王东轩题》:“百尺危楼喜落成,九重赐额一时荣。圣经浩浩乾坤大,祖训谆谆日月明。莫向绮罗丛里醉,直须韦布境中行。传来天语南山重,好学间平享令名。”劝导弟弟不要沉迷奢靡的生活,要谨记祖训,好学上进,这样才能在宗藩族群里留下美名。在朱诚泳写这首诗教育他之后,朱诚淋刻了这幅《瑞莲诗图》立在孔庙,来表达对哥哥教育他的态度的回应。

《瑞莲诗图》里刻画了四种植物。第一种是荷花,而且是并蒂莲花,莲花出淤泥而不染,代表清廉。第二种植物是红蓼,花密红艳,适应性强,适于观赏,但气味辛辣,人困的时候拿红蓼花在鼻子上一晃,就把人熏得清醒了,用这个特点比喻人不忘本。第三种植物是茨菰,它叶子锋利但不伤手,用这样的特点比喻人品行端正。第四种植物是香蒲,有细长的叶子,叶子嫩时可以吃,老了的干叶子可用来编席子、草鞋,用这样的特点教育人们要生活简朴。所以,《瑞莲诗图》里这四种植物表达了做人要清廉执政、勤俭持家、品行端正的儒家思想。为何要立在孔庙?是因为当时各级官员要来这儿祭孔,目的就是为了让来祭孔的官员看到他的态度。(转自2022年7月3日《西安晚报》03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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